魏晋时代饮酒过度的因素

魏晋时代，很多人的饮酒举动都过度超脱。比如说西晋人毕卓，他的饮酒行为就流于放任。《晋书》卷四九《毕卓传》记载说卓少希放达，为胡毋辅之所知。

魏晋时代，很多人的饮酒举动都过度超脱。比如说西晋人毕卓，他的饮酒行为就流于放任。《晋书》卷四九《毕卓传》记载说卓少希放达，为胡毋辅之所知。太兴末，为吏部郎，常饮酒废职。比舍郎酿熟，卓因醉夜至其?间盗饮之，为掌酒者所缚，明旦视之，乃毕吏部也，遽释其缚。卓遂引主人宴于?侧，致醉而去。

卓尝谓人曰：‘得酒满数百斛船，四时甘味置两头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。’”这种旁若无人的饮酒豪举，一定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。就在一片悲观堕落的哀鸣之中，魏晋社会的饮酒风气陡然高起，弥漫天下，感染时代。于是，借酒浇愁者比屋而居，放浪形骸者遍布路途，肆意酣畅者充溢酒舍，在饮酒大潮中形成了一股股狂放厌世、任性超脱、不拘礼法的群体波浪，并处处流露着沉寂抗世的逆反心理。不知道有多少人渴望在饮酒生活中安慰自己，充实现实社会所未能满足的人生要求。无奈之下，很多人不得不用酒精的麻痹来补偿人生奋斗的缺失。从表面上看，这种饮酒行为是利己主义的宣泄，实际上却是对门阀社会或恐怖现实的变相抗争。可以这样说，魏晋士人在饮酒方面的疯狂投入，完全由社会因素所导致。山简饮酒亦甚痴狂。他身为征南将军，出镇襄阳，以饮酒风流而为世所称。

《晋书》卷四三《山涛附山简传》有这样一段精辟记述：“于时四方寇乱，天下分崩，王威不振，朝野危惧。简优游卒岁，唯酒是耽。诸习氏，荆上豪族，有佳园池。简每出游嬉，多之池上，置酒辄醉，名之曰高阳池。时有儿童歌曰：‘山公出何许，往至高阳池。日夕倒载归，酩酊无所知。时时能骑马，倒著白接昏。举鞭向葛疆，何如并州儿?’”自从山简池上酒醉之后，高阳池便成为远近知名的饮酒名胜之地，并为后人津津乐道。唐人胡曾有诗吟咏古人未遇即衔杯，所贵愁肠得酒开。何事山公持玉节，等闲深人醉乡来。”南宋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卷下指出晋人多言饮酒，有至沉醉者。此未必意真在酒，盖时方艰难，人各惧祸，惟讦於醉，可以粗远事故。”利用饮酒活动来倾诉自己的内心迷茫，这已是魏晋人士的无奈举动。身处扭曲的社会背景之下，饮酒者或许能够背离正统思想，摆脱世俗礼教的束缚，但他们并不能因此寻找到理想的精神世界，于是,种种举止奇特、动作疏狂、让人们无法理解的饮酒行为才会出现在社会各个层面，展示那个时代的畸形特色。在这样一个政局难测、朝不保夕的时代里，就连皇亲国戚、高官显贵也会放弃很多理想，体验酒的刺激。受长兄曹丕排挤的曹植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人物。我们只要读一读他写的涉酒诗篇，就能触摸到他的脆弱心理。

曹植《名都篇》中“归来宴平乐，美酒斗十千”的讴歌，《当车己驾行》诗中“不醉无归来，明灯以继夕”的咏唱，表述的虽是纵酒肆欲的过程，但同样包含着对政治生命的质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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